我在《中华读书报》上读到王泉根先生《也谈吴宓先生与钱钟书》一文，关于“钱钟书……没有读过《吴宓诗集》”及“根本用不着为温源宁的文章向吴宓先生表示内疚”等等，现据《吴宓日记》第六册，有详细记载，1937年3月30日（星期二）记云：
“下午接钱钟书君自牛津来三函，又其所撰文一篇，题曰：‘Mr．WuMi＆HisPoetry（吴宓先生及其诗）’。系为温源宁所编辑之英文《天下》月刊而作。乃先寄宓一阅，以免宓责怒，故来函要挟宓以速将全文寄温刊登，勿改一字。如不愿该文公布，则当寄还钱君，留藏百年后质诸世人云云。至该文内容，对宓备致讥诋，极尖酸刻薄之致，而又引经据典，自诩渊博。其前半略同温源宁昔年‘ChinaCritic’（中国评论）一文，谓宓生性浪漫，而中白璧德师人文道德学说之毒，致束缚拘牵。左右不知所可云云。按此言宓最恨。盖宓服膺白璧德师甚至，以为白师乃今世之苏格拉底、孔子、耶苏、释迦。我得遇白师……此乃吾生最幸之遭遇……
“又按钱钟书君，功成名就，得意欢乐，而如此对宓，犹复谬托恭敬，自称赞扬宓之优点，使宓犹深痛愤。乃即以原件悉寄温君刊登，又复钱君短函（来函云候复），告以稿已照寄……”
又同年4月11日（星期日）记云：
“日昨接温源宁寄回宓三月三十日所寄去之钱钟书撰《论吴宓之诗》一文。附函，谓本月前钱君曾致温君一函，中论宓诗，命刊登《天下》，业已登入。今此文更详，碍难重登。应由钱君负其责也云云。宓即又以原稿、并温函，寄回牛津钱君收，以了此公案云。”
《日记》中对当时情况，记的十分清楚。因摘抄于上，以补证王先生文中所论。又王先生文中开首说：“正是当年吴宓辛苦垦辟、精心规划、这才创办了国学研究院……不但成功地把梁、王、陈、赵四大导师请到清华任教……”似语气稍重与事实稍有出入。按《吴宓日记》1925年2月6日到清华、2月13日入城谒王国维、2月14日与校长曹云祥、教务长张彭春谈请陈寅恪事，2月22去天津谒梁任公……章程，招生题目等事，都是“访王国维”、“谒王国维”定的，3月13日王国维住清华、梁任公来清华，校长宴王、梁，吴宓作陪。当时王、梁地位，成立国学研究院及导师事，一定早有接触，梁一年前即为清华学刊开过国学书目，因之并非单纯因吴宓先生的关系或面子而请来的。这年年底，梁任公还有当清华校长的呼声，岂能只因吴之请便来清华乎？吴宓先生当时只是秉承校方决议，十分负责的筹办人而已。
